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
对于《我控诉》电影本身,如果抹去导演姓名,这是一部缺乏亮点的优秀古典电影;如果加上导演姓名,此部影片所让人联想的现实事件也是不言自明的,即波兰斯基的“罪”。因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品和作者是否可以、是否应该分开?
首先,我看过波兰斯基的几乎所有电影,我认为多数人和我一样,不会否认波兰斯基的电影的优秀。
对于他“犯罪”的事实,即便看过纪录片之后,我们逐渐接近事实的真相,即便存在司法不公的可能,即便波兰斯基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我们应该尊重法律
看到1933年生的波兰斯基拍的严肃电影,感动得热泪盈眶。法国历史上一起著名的冤案,波兰斯基终于在87岁高龄将它呈现给世人,虽然没有全方位的描述(涉及面太广,多集纪录片才可能做到),仅从情报局新任局长皮夸特中校的角度展开,但相关人物都有呈现,电影名称就来自民权作家左拉在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我感触最深的几个人物冲突,第一个,皮夸特中校和他的副官亨利少校,少校不能说他坏,只是他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己任,哪怕是不公正的命令也得执行,且自身没有错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
1894年的法国,作为富商之子-犹太人-军人的德莱弗斯被控叛国罪继而流放,而捕风捉影+伪造证据+官方掩盖+反犹情绪使本案历经12年的抗争,最终演变为一场非常法兰西的社会运动,德莱弗斯最终翻案。本案被法国总统希拉克称为“分裂了法国社会,分割了家族,将国家分成敌对的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矛盾本质上即是究竟是“法国优先”还是“法兰西精神优先”(人权)。19年,再次卷入性控告、并被metoo运动波及的波兰斯基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左拉。
重要台词
1. “他们羞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兰西万岁”
法国和美国人际关系也很类似,男人之间很直接,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但也有分寸,尽管不喜欢,但是会控制情绪,也有正义感,最后的结尾比较的真实,如果是中国人面对自己的恩人,肯定都要跪下来感谢,但是法国人不是这样,反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为都相信正义,就像那个犹太人说的,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大家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都深埋在心里面,1900时代的法国感觉很文雅,自由的确是法国的基因之一,决斗反映了法国人的勇敢和对荣誉的追求,欧洲内部和美国文化差异其实很小,从这部电影来看,确实是一家人
我控诉:电影平平,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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