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朗读者》中一个法学学生对于二战守卫的审判的反应。
学生（愤怒）I used to believe in this trial. But now I think it's diversion
老师：diversion from what?
学生：They choose six women, and put them on trial. They say, they were the evil ones, they were the guilty ones. Because one of the victims happen to write a book. That's why they are on trial, and nobody else! Do you know how many camps there were in Europe? Everyone knew! Our parents, our teachers. That isn't the question. The question is how could you let this happen?
The Banality of Evil. 这个学生所愤怒的，就是这个。这个概念1963年由Hanna Arendtz在一本叫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的书中提出，记录了一个叫Adolf Eichmann的二战战犯的审判过程。在审判过程中，这个被器重的纳粹军官，毫无忏悔
在评价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时，黄集伟先生曾经这样说，“卡夫卡曾说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朗读者》就是这把斧子。”我深以为然。
描写二战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数不胜数，但大都直接反映那段人类无法回避的历史，然而，作为同样以二战为题材的小说，施林克先生的《朗读者》却选取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他所关注的并非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战争的宏大叙事，或者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而是战争中、罪行中那些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并以此反思战争和历史。应当承认，这种叙事的角度较之那些直面历史、战争本身的角度，可能来得更为深刻。
二战对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民族伤痛，对那段历史的反思，直到今天仍然持续。施林克先生的小说《朗读者》和《回归》都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2008年，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把《朗读者》搬上了银幕，再一次让我们面对那段历史，面对那个故事。虽然这部之前呼声很高的电影在刚刚闭幕的第5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铩羽而归一无所获，但是，这仍然是一部不可忽视的电影。本届柏林电影节
朗读者：Sorry,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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