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看这部电影让我很有共鸣。不仅感叹于导演对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更主要是他通过戏剧方式表达这种细节的方式。
本片最出彩的地方是对中国上一代原生家庭的生存模式的观察和建立，把上一辈的父亲和母亲描绘得简直栩栩如生，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父母的影子。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李安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此也相应放弃了一些东西。
本片的戏剧建构非常巧妙，戏剧矛盾层层叠加，设置相对自然。最重要的是——解决的漂亮。最大的矛盾是伟同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台湾回来之后，并没有着手捣腾游记，倒是看了两本台湾电影，一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二是李安的《喜宴》，前者是重温，后者是首观，看完才发现，恰逢一“悲”一“喜”，那么，就这悲喜之间，闲扯几句。
两本电影都用了情感上最令人悸动的词汇作为电影名称，在我看来，《悲情城市》是用悲说悲，将整个舞台放置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大背景中，四兄弟死的死，疯的疯，“被失踪”的“被失踪”，从正面刻画了家未破人已亡的惨烈悲剧。而《喜宴》则是以愁诉喜，从二位老人的介入开始，将伟同、薇薇和simon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及转变描写得极为自然，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在影片中已模糊了界限。
两位导演都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只不过表达方式各有不同。《悲情城市》中的侯孝贤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放在了影片中，用大哥的话道出：台湾人最可怜，一会儿日本人，一会儿中国人，无人疼。很直接，也无奈。而《喜宴》中的李安则用了更诙谐的方式将中华民族与国外文化相融合但艰辛的现状表现了出来，特别是在影片高潮中，那一场假戏真做的中式婚礼
林奕华：李安又一次战胜了“时间”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09月19日18:28 南方都市报
在李安的电影生涯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靓蓓编著)的第103页，有以下一段：“《喜宴》刚在柏林(电影节)上演时，我很紧张，虽然获得满堂彩，但第一个访问我的是香港同性恋团体中的兰博(Rambo)同志林奕华，把我海削了一顿。我当时想：‘第一个访问就这样，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以后的日子？就是过得很好啰！自《喜宴》之后，他的导演生涯已是否极泰来。我记得王家卫对我谈起李安，他(总是)不无尊敬：“在拍《推手》的时候，人家真是胼手胝足的啊！”言下之意，为了对电影的热爱而不怕捱穷吃苦的导演，怎么还忍心对他吹毛求疵，斤斤计较？王导演向我吐露肺腑之言之际，大概没想到后来我也像对李安的《喜宴》般对他的《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
但在多年后李安一定没有看到我怎样写《卧虎藏龙》。又或者，我无论以多少篇文章来肯定《卧虎藏龙》，都不会像一九九三年时否定《喜宴》的意义来得大。但李安早已成为“李安”
“喜宴”经典的同性片 震惊！当代青年为了父母竟做出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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