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看了两遍。原想好好写一篇影评的，可有点忐忑展开来收不回来，一直下不了笔。影片的两条线（韩三明寻亲和沈红寻亲）几乎独立平行地展开，但后者要稍微弱一些。苛刻一点批评，沈红寻两年未归的丈夫与其说是展示了变迁中国的某种婚姻生态，不如说更多地是为影片服务——假借沈红的丈夫进入拆迁奉节旧城的“上流社会”的“高尚”生活和操弄手段（当地国有企业被上下其手，贱卖给改革进程中的“先富起来”的一位“厦门女老板”。与“先富帮后富”的美妙构想相反，它是提前致富的“特区”私营业者和当地地方权贵合谋进行的二次掠夺），这与三明寻亲不遇滞留下来接触到的下层大众（被拆迁、被移民安置者）两相对照，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影片接近片尾时，三明的朋友，“小马哥”被沈红的丈夫（拆迁“指挥部”的头，代表“厦门女老板”）指使去云阳教训别人（其实去摆平强制拆迁中的“纷扰”），不幸丧命。这里两条线才有了某种隐约不明的连接。
这个片子最大的主题我想是“迁徙”。“两千年的古城说拆就拆了”
第六代导演中，对贾樟柯的印象最深。当我被告知保送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方向时，同学安慰我，提到电影，提到第六代的代表导演贾樟柯。
正像余男之于王全安，赵涛是贾樟柯几乎每一部作品作品中都出现的形象，被称为其“御用女主角”。这个高挑清秀的女子似乎不象在娱乐圈闯荡的人，举手投足都有一种书卷气。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拍电影就是呆在学校里。
《三峡好人》写了两对夫妻。韩三明和沈红从山西来到奉节，都是为了寻找自己久未谋面的家人。影片的叙述似乎有些夸张：做妻子的不知道丈夫那里电话号码已升八位，依然保留着丈夫过去留下的七位号码；韩三明不远千里到三峡，却不知道重庆早已直辖，原来的四川奉节已归重庆管辖。
生活像一面久未擦拭的镜子，落满了灰尘，模糊了镜中人生动的面孔。
这部片子有两点引起我注意：
1、 剧中反映的生活的无序和叙事脉络有序的强烈反差。因为三峡移民，古老的奉节城正面临着搬迁。拆除的建筑，破败的房屋，半墙上赫然的156米的淹没线，整个城市像一个忙碌的工地，映着年轻的摩托车主焦躁的面容
过年的时候曾于某个晚上与YANYAN步行晃荡着回家，3月份的天气仍是凉凉的，我们路过熟悉的街道，但满目的建筑似乎不和我们记忆的凹槽。YANYAN说我们的记忆好象是会随着建筑的倾覆而瞬间失散的。也许是这样。至少我费劲地想依然无法忆起那儿从前是什么样子。
和河马去寻我们从前吃过的学校门口的小摊儿，在那胡同里转了许久，是找不着熟悉的味儿了。那些记忆里的味道，都乘着UFO飞走了。
如果每个人的一生是由琐碎的记忆片段构成，那无疑，我们是在永久地流失。当记忆的载体不见，记忆亦随之倾覆，也许被扔在脑袋里存储垃圾的角落，但是是无法被激活的了。
中国处在一个新兴建设的时代，每个城市都在修路、翻新、盖房，那些墙壁上用红漆写着“拆”字的破旧房屋、那条被围栏护起即将成为轨道交通N号线的道路，也许是我们的童年或者少年。
我站在屏幕之外观照贾樟柯呈现的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我不敢说什么，无论说什么都觉得有隔靴搔痒的意味，我以为，他始终是一个寻根的导演，探索的是城市之外那个更大的更广阔的中国人的真实生存空间，不加修饰，没有绚丽的黄金
贾樟柯《三峡好人》的英文名为“still life”。查阅爱德华·露西—史密斯著《艺术词典》：“still life ：①静物画，描绘无生命对象的绘画。②静物，无生命的物体”［1］。这种解释是太过简略了，有绘画经验的人都知道，静物画中那突兀、孤独、沉静之物，却包蕴着丰沛的情感，自有其生命的光辉，只是它的呈现是无言的。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不但把“静物”作为有深意的影像符号，而且把它作为一种象征，在此基础上构建电影的主题。
静物在原生态的影像记录中不时出现——三期水位线，机械厂里散落在地、生绣的零部件，颓墙上的字画，王东明书桌上方悬挂的多个钟表，洗手间里“和合集团”的展示牌——以特写的形式自在地呈现。就像海德格尔眼中梵高的农鞋，每一静物都敞开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归属于某人的。 156.3米三期水位线
《三峡好人（Still Life）》：找老公，寻老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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